教宗方济各：“俄罗斯文化不能因政治而被泯灭”

教宗方济各在从蒙古回国途中回答了随行记者的提问，梵蒂冈新闻通过这段视频直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Jargalsaikhan Dambadarjaa，《事实公报》：非常感谢教宗访问蒙古。 我的问题是：您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对取得的成果是否满意？

“我想到了分布世界的小型天主教社区，就产生了访问蒙古的想法。我进行这些旅行不仅是为了访问天主教社区，也是为了与这个名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人民特有的神秘感进行对话。重要的是，传福音不应该被视为传教。传教总是有局限性的。教宗本笃说过，信仰的成长不是靠传教，而是靠吸引。福音宣讲与文化对话。既有对文化的宣传，也将当地文化融入到传福音的过程中。因为基督徒也通过自己民族的文化来表达他们的基督教价值观。这与宗教殖民恰恰完全相反。对我来说，这段旅程是为了了解这个民族，与他们进行对话，接受这个名族的文化，尊重这个名族文化，在尊重中伴随教会进步。我对此次访问的结果感到满意”。

ULS Suld Tv 的 Ulambadrakh Markhaakhuu：正如教宗您所说，当今的文明冲突只能通过对话来解决。 乌兰巴托能否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国际对话的平台？

“我想是的。而且蒙古国有一个有意思且可以促进对话的特点，恕我冒昧地称之为‘第三邻国的神秘感’，这让你可以继续推行第三邻国政策。乌兰巴托是一个远离大海的国家的首都，你们的土地位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因此，你们的神秘之处在于可以尝试与其它“第三邻国”进行对话：这不意味要蔑视这两个大国，而且蒙古与两者都有良好的关系，而是应寻求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价值观，也从别人那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从而引导两者进行对话。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如果一个国家去寻找其他土地，经常与殖民主义或征服相混淆。相反，蒙古带有第三个邻国的神秘感，有这种寻求对话的哲学。我真的很喜欢第三个邻国这个词，这是蒙古的财富”。

埃菲社克里斯蒂娜·卡布雷哈斯：昨天，在中国当局不允许中国主教来蒙古后，您向中国人民发出了信息，要求天主教徒做好公民。 目前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如何？有祖皮主教访问北京并在乌克兰执行任务的消息吗？

“祖皮主教的使命是我指派的和平使命。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包括访问莫斯科、基辅、美国和北京。祖皮主教是一位具有对话能力和普世视野的人，他有过在莫桑比克寻求和平的经历，为此我派了他。梵蒂冈与中国彼此非常尊重。我个人非常钦佩中国人民，任命中国主教的渠道非常开放，有一个委员会直接与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合作，而且一些天主教神父或天主教知识分子经常被邀请到中国大学讲课。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在宗教方面向前迈进，以更多地相互了解，帮助中国公民改变他们对教会的认识，让他们不会认为教会不接受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会认为教会依赖着外国势力。由帕罗林主教主持的委员会为开辟这条友好道路积极努力：他们做得很好，中方也做得很好，关系正在走上正轨。 我非常尊重中国人民。”

杰拉德·奥康奈尔，《美国杂志》：教宗阁下，目前越南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非常积极，最近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许多越南天主教徒要求您像访问蒙古那样也拜访他们。 您现在有可能去越南吗？有政府邀请吗？ 您还计划哪些旅行？

“与越南对话是教会近来经历过的非常美好的对话经历之一。我想说，对话得氛围是友好的。双方都有良好的意愿互相理解并寻找前进的方式，虽然也出现了问题，但在我看来问题迟早会被克服。我们最近与越南总统进行了交谈。与越南的关系我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们多年来一直不断进步。我记得四年前，有一群越南议员来访：我和他们交谈，彼此非常尊重。当一种文化开放了，就有对话的可能，如果有封闭或者猜疑，对话就很难了。越南对话是开放的，有优点和缺点，但是开放的，我们慢慢前进。也曾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都解决了。越南之行，如果我不去，乔瓦尼二十四世肯定会去，因为这是一片值得到访的土地，值得我们热爱。 我未来的旅行计划包括马赛，然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我们还得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说实话，对我来说，现在旅行并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走路有点困难，不过我们到时候再看看。”

福斯托·加斯帕罗尼 (Fausto Gasparroni)，安莎社：最近，您的言论引起了年轻的俄罗斯天主教徒对伟大母亲俄罗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历史人物的讨论。 而这些言论极大地激怒了乌克兰人，也在外交领域产生了一些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几乎被视为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颂扬，甚至是对普京政策的某种认可。 我想问您，为什么您觉得有必要发表这些言论，如果可能的话，您会重复说的话吗？ 另外，您能否告诉我们您对帝国主义，特别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说这些话时的背景：那是一次与俄罗斯年轻人的对话。在对话结束时，我给了他们一个信息，一个我总是反复强调的信息：对自己的遗产负责。第一点：继承你的遗产。我到哪儿都这么说。正是怀着这样的愿景，我尝试以祖父母和孙子对话的形式对话：孩子们你们应继承遗产。这就是我要传递的信息。第二点，我们应明确一下遗产是什么：事实上我说俄罗斯伟大，是因为俄罗斯的遗产真的非常好，非常美丽。想想文学领域，音乐领域，直到今天向我们谈论成熟的人文主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的人文主义在艺术和文学中都发展了起来。这正是我在发表讲话时所谓的遗产，不是吗？第三点，也许令人不高兴，但我所说的伟大的俄罗斯不是从地理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的定义，当时我在学校所学的内容浮现在脑海中：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当时情景下列举这些历史人物可能并不完全正确， 我也不知道，还是让历史学家来告诉我们吧。 我列举这些人物仅仅因为我在学校学过。 我告诉俄罗斯年轻人要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这意味着不要在其他地方购买它。 伟大的俄罗斯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遗产：俄罗斯文化美丽而深邃， 且不应因政治问题而泯灭。 俄罗斯曾经度过了黑暗的岁月，但遗产始终如一，握在手中。 然后你讲到帝国主义。 当时我这么说时，我并没有想到帝国主义，我指的是文化，文化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帝国主义的，从来不是； 文化的传播靠的是对话。 确实，有些帝国主义想要强加他们的意识形态。 我就到此为止：当文化被提炼并转化为意识形态时，那就是毒药。 文化被利用，提炼成意识形态。 我们必须区分这一点，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是该民族的某个哲学家、某个政治家把本民族文化提炼成了意识形态。 我这样说不仅是为了所有人，也为了教会。 意识形态往往也被置于教会内部，使教会脱离了生命的本源； 他们使教会脱离圣灵的教导。 意识形态无法具体化，它只是一种观念。 但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它通常会变成独裁，不是吗？ 它变得无法进行对话，无法与文化一起前进。 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的。 帝国主义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巩固。 我们还必须在教会中区分教义和意识形态：真正的教义从来都不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体现的，从来都不是； 它植根于上帝圣洁忠信的子民之中； 相反，意识形态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人民……我不知道我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罗伯特·梅斯纳（DPA）：早上好。 关于您更新《Laudato si’》的问题。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对像“最后一代”这样发起大规模抗议的环保人士的声援？ 也许这次更新也向走上街头的年轻活动家传达了一条信息？

“一般来说：我不会谈论这些极端分子。但是年轻人们确实很担心。一位优秀的意大利科学家 – 我们在学院一起开会时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他是以这句话结尾的：“我不希望我昨天出生的孙女，三十年后生活在如此丑陋的世界里”。年轻人思考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欣赏他们勇于战斗。但是当意识形态或政治压力介入抗议活动被它们利用时，那就不对了。我的宗座劝诫将于 10 月 4 日圣弗朗西斯日发布，它是对巴黎协定所发生事件的回顾，巴黎协定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富有成效的一次会议。目前尚有一些尚未解决的事情，我们迫切需要解决它们。《Laudato si’》中增加了一些新信息，还有对当前情况的分析”。

Etienne Loraillère，KTO Tv：您想要在蒙古和世界各地建立一个主教会议。 十月大会已经是天主子民工作的成果，世界各地的受洗者怎能参与这个大会呢？ 如何避免意识形态两极分化？ 参与者是否能够公开发言并分享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以便您与他们同行？ 还是说整个过程都会保密？

“你谈到如何避免意识形态压力。主教会议中没有空间给意识形态的，是以另一种方式举行的。主教会议是受洗者之间、教会成员之间、关于教会生活、与教友之间的对话。世界，关于影响当今人类的问题。但当一个人想到（编者按）走上一条意识形态道路时，主教会议就结束了。在主教会议中没有意识形态的地位，只有对话的空间，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以教会的教义为基础共同讨论。来吧。然后我想强调，主教会议不是我的发明：是圣保罗六世。当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结束时，他意识到在西方教会已经失去了主教会议的维度；而东方教会仍然保持。为此他创建了主教会议秘书处，在这六十年里，它以主教会议的方式推进了反思，不断进步，向前迈进。当圣保罗六世开创的主教会议五十周年的时候，我签署并发表了一份关于主教会议的内容和时事的文件。 现在主教会议日趋成熟了，因此我认为召开一次主教会议是非常好的，这不是一种趋势，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东方教会一直都有它。 但如何以基督徒的身份生活，并且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不陷入意识形态。 大会进程：我们必须维护一件事，那就是主教会议的气氛。 这不是一个你可以谈论一切的电视节目。 不，主教会议有一个宗教时刻，一个宗教交流的时刻。 想象一下，在主教会议的介绍中，每人会讲话三到四分钟，三分钟（演讲，编者注），然后会有三到四分钟的祈祷。 然后再是三分钟的演讲，然后再祈祷。 没有这种祈祷精神，就没有主教团，没有祈祷，主教会议这就是政治，就变成了议会制， 可主教会议不是议会。 关于会议内容保密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由鲁菲尼博士领导的部门，他将发布有关会议进展的新闻。 在主教会议中，有必要维护宗教信仰神圣性并维护言论自由。 为此，将成立一个由鲁菲尼博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提供有关会议进展的信息”。

Antonio Pelayo，Vida Nueva报社：圣父，您刚才谈到了这次主教会议，我们都同意您的观点，即这次主教会议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 不幸的是，这也引起了天主教界的许多批评。 我想参考伯克主教出版的一本书的序言，他说主教会议是潘多拉的盒子，教会的所有灾难都将从这里而来。 您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怎么样？ 您认为它会被现实克服还是会限制主教会议？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说过一次。几个月前，我给一位卡尔梅罗打电话。‘院长，修女们怎么样？’。那是一位非意大利卡尔梅罗人。女修道院院长回答了我，最后她对我说：“陛下，我们害怕主教会议。”“但是会发生什么呢？ – 我开玩笑地说 – 难道你想派一位修女去参加主教会议吗？”“不，我们害怕我们的教义将会改变’。这就是你所说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进一步探究这些想法的根源，你会发现其根源是意识形态。总是，当在教会中时，他们想要脱离共同的道路上，而制造脱离的正是意识形态，他们这样或那样地指责教会，但他们从不指责真正的：原罪。他们从不说起原罪…..他们捍卫着一个虚假的教义，这是一种像蒸馏水一样的教义，它尝起来没什么味道，也不是信经中真正的天主教教义，而且经常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以上帝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圣母保存了她的童贞为丑闻， 这实在令人愤慨。”

辛迪·伍登 (Cindy Wooden)，CNS：尊敬的教宗，早上好，我想了解一下法国同事关于主教会议的有关信息。 许多信徒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祈祷、参与讲道和聆听。 他们想知道主教会议期间发生了什么。 你谈到了你在宗教会议上的经历，会议期间一些与会人士曾说过“不要这样说”，“一个人不能这样说……”。 我们记者连大会和全体会议都没有机会参加，怎么能确定那些给我们的信息是真的呢？ 是否有可能对记者更加开放一点？

“非常开放，亲爱的，非常开放！有一个由鲁菲尼博士主持的委员会，每天都会发布新闻，但我不知道怎样的方式算是更开放，我真不知道……这个委员会很好地尊重每个人的干预，尽量不说空话，而是准确地发布对教会有建设性作用的主教会议进展。如果你想要，或者有人想要这种消息：在主教会议中这个人和那个人过不去，这就变成了政治闲谈。委员会有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反思当日的会议内容，传达教会的精神，而不是政治精神。主教会议不是议会，议会与主教会议不同，不要忘记，主教会议的主角是圣灵。如何传递圣灵？传递主教会议精神就是方法之一。”

文森佐·罗密欧，RAI TG 2：早上好，阁下。 您是郊区的教皇，而郊区，尤其是意大利的郊区，正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 我们经历过非常令人担忧的暴力事件、堕落事件……例如，那不勒斯附近一郊区牧师唐·帕特里塞洛甚至请人们离开这里，然后在巴勒莫……能做什么？ 您曾经参观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衰败的郊区，所以您对此有经验。 甚至我们的总理也访问过这些郊区之一，引起了很多讨论。 教会和国家机构可以做些什么来克服这种堕落，确保郊区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你说的郊区是指的郊区的贫民窟：我们必须向前迈进，深入到里面工作，就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工作的神父们所做的那样：一支神父团队，以一名辅助主教为首，在那里工作。我们必须对此持开放态度，政府必须持开放态度，但不幸的是有些郊区的发展是悲剧性的。我回到一个正在被试图掩盖的丑闻郊区：罗兴亚人的郊区。罗兴亚人受苦，他们不是基督徒，而是穆斯林，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皈依到郊区，然后被赶了出来。我们必须看到不同类型的郊区，郊区是最能真实看到人类存在的地方——（当然，编辑）我不想把糟糕时刻理想化——但在郊区你可以更好地感知人的存在。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现实可以从郊区更好地被理解，我们要跟郊区对话，政府要伸张真正的社会正义，要直面郊区的意识形态和其社会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是一些意识形导致了郊区的社会问题。 总而言之，郊区的世界并不容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