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 编辑部

教宗在从乌兰巴托回程的航班上就近期的热门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从祖皮主教的和平使命和相关进展,到最近教宗发表“伟大俄罗斯”引争议,再到可能未来的越南之行:“即使不是我去,约翰十四将会……”

教宗方济各在从蒙古回国途中回答了随行记者的提问,梵蒂冈新闻通过这段视频直播了这次新闻发布会。

 

Jargalsaikhan Dambadarjaa,《事实公报》:非常感谢教宗访问蒙古。 我的问题是:您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对取得的成果是否满意?

“我想到了分布世界的小型天主教社区,就产生了访问蒙古的想法。我进行这些旅行不仅是为了访问天主教社区,也是为了与这个名族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人民特有的神秘感进行对话。重要的是,传福音不应该被视为传教。传教总是有局限性的。教宗本笃说过,信仰的成长不是靠传教,而是靠吸引。福音宣讲与文化对话。既有对文化的宣传,也将当地文化融入到传福音的过程中。因为基督徒也通过自己民族的文化来表达他们的基督教价值观。这与宗教殖民恰恰完全相反。对我来说,这段旅程是为了了解这个民族,与他们进行对话,接受这个名族的文化,尊重这个名族文化,在尊重中伴随教会进步。我对此次访问的结果感到满意”。

ULS Suld Tv 的 Ulambadrakh Markhaakhuu:正如教宗您所说,当今的文明冲突只能通过对话来解决。 乌兰巴托能否成为欧洲和亚洲之间国际对话的平台?

“我想是的。而且蒙古国有一个有意思且可以促进对话的特点,恕我冒昧地称之为‘第三邻国的神秘感’,这让你可以继续推行第三邻国政策。乌兰巴托是一个远离大海的国家的首都,你们的土地位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因此,你们的神秘之处在于可以尝试与其它“第三邻国”进行对话:这不意味要蔑视这两个大国,而且蒙古与两者都有良好的关系,而是应寻求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价值观,也从别人那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从而引导两者进行对话。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如果一个国家去寻找其他土地,经常与殖民主义或征服相混淆。相反,蒙古带有第三个邻国的神秘感,有这种寻求对话的哲学。我真的很喜欢第三个邻国这个词,这是蒙古的财富”。

埃菲社克里斯蒂娜·卡布雷哈斯:昨天,在中国当局不允许中国主教来蒙古后,您向中国人民发出了信息,要求天主教徒做好公民。 目前梵蒂冈与中国的关系如何?有祖皮主教访问北京并在乌克兰执行任务的消息吗?

“祖皮主教的使命是我指派的和平使命。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包括访问莫斯科、基辅、美国和北京。祖皮主教是一位具有对话能力和普世视野的人,他有过在莫桑比克寻求和平的经历,为此我派了他。梵蒂冈与中国彼此非常尊重。我个人非常钦佩中国人民,任命中国主教的渠道非常开放,有一个委员会直接与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合作,而且一些天主教神父或天主教知识分子经常被邀请到中国大学讲课。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在宗教方面向前迈进,以更多地相互了解,帮助中国公民改变他们对教会的认识,让他们不会认为教会不接受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不会认为教会依赖着外国势力。由帕罗林主教主持的委员会为开辟这条友好道路积极努力:他们做得很好,中方也做得很好,关系正在走上正轨。 我非常尊重中国人民。”

杰拉德·奥康奈尔,《美国杂志》:教宗阁下,目前越南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非常积极,最近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许多越南天主教徒要求您像访问蒙古那样也拜访他们。 您现在有可能去越南吗?有政府邀请吗? 您还计划哪些旅行?

“与越南对话是教会近来经历过的非常美好的对话经历之一。我想说,对话得氛围是友好的。双方都有良好的意愿互相理解并寻找前进的方式,虽然也出现了问题,但在我看来问题迟早会被克服。我们最近与越南总统进行了交谈。与越南的关系我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们多年来一直不断进步。我记得四年前,有一群越南议员来访:我和他们交谈,彼此非常尊重。当一种文化开放了,就有对话的可能,如果有封闭或者猜疑,对话就很难了。越南对话是开放的,有优点和缺点,但是开放的,我们慢慢前进。也曾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都解决了。越南之行,如果我不去,乔瓦尼二十四世肯定会去,因为这是一片值得到访的土地,值得我们热爱。 我未来的旅行计划包括马赛,然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我们还得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说实话,对我来说,现在旅行并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走路有点困难,不过我们到时候再看看。”

福斯托·加斯帕罗尼 (Fausto Gasparroni),安莎社:最近,您的言论引起了年轻的俄罗斯天主教徒对伟大母亲俄罗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历史人物的讨论。 而这些言论极大地激怒了乌克兰人,也在外交领域产生了一些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几乎被视为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颂扬,甚至是对普京政策的某种认可。 我想问您,为什么您觉得有必要发表这些言论,如果可能的话,您会重复说的话吗? 另外,您能否告诉我们您对帝国主义,特别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说这些话时的背景:那是一次与俄罗斯年轻人的对话。在对话结束时,我给了他们一个信息,一个我总是反复强调的信息:对自己的遗产负责。第一点:继承你的遗产。我到哪儿都这么说。正是怀着这样的愿景,我尝试以祖父母和孙子对话的形式对话:孩子们你们应继承遗产。这就是我要传递的信息。第二点,我们应明确一下遗产是什么:事实上我说俄罗斯伟大,是因为俄罗斯的遗产真的非常好,非常美丽。想想文学领域,音乐领域,直到今天向我们谈论成熟的人文主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的人文主义在艺术和文学中都发展了起来。这正是我在发表讲话时所谓的遗产,不是吗?第三点,也许令人不高兴,但我所说的伟大的俄罗斯不是从地理角度,而是从文化角度的定义,当时我在学校所学的内容浮现在脑海中: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当时情景下列举这些历史人物可能并不完全正确, 我也不知道,还是让历史学家来告诉我们吧。 我列举这些人物仅仅因为我在学校学过。 我告诉俄罗斯年轻人要继承他们的文化遗产,这意味着不要在其他地方购买它。 伟大的俄罗斯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遗产:俄罗斯文化美丽而深邃, 且不应因政治问题而泯灭。 俄罗斯曾经度过了黑暗的岁月,但遗产始终如一,握在手中。 然后你讲到帝国主义。 当时我这么说时,我并没有想到帝国主义,我指的是文化,文化的传播从来都不是帝国主义的,从来不是; 文化的传播靠的是对话。 确实,有些帝国主义想要强加他们的意识形态。 我就到此为止:当文化被提炼并转化为意识形态时,那就是毒药。 文化被利用,提炼成意识形态。 我们必须区分这一点,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还是该民族的某个哲学家、某个政治家把本民族文化提炼成了意识形态。 我这样说不仅是为了所有人,也为了教会。 意识形态往往也被置于教会内部,使教会脱离了生命的本源; 他们使教会脱离圣灵的教导。 意识形态无法具体化,它只是一种观念。 但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它通常会变成独裁,不是吗? 它变得无法进行对话,无法与文化一起前进。 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的。 帝国主义总是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巩固。 我们还必须在教会中区分教义和意识形态:真正的教义从来都不是意识形态的形式体现的,从来都不是; 它植根于上帝圣洁忠信的子民之中; 相反,意识形态脱离了现实,脱离了人民……我不知道我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罗伯特·梅斯纳(DPA):早上好。 关于您更新《Laudato si’》的问题。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对像“最后一代”这样发起大规模抗议的环保人士的声援? 也许这次更新也向走上街头的年轻活动家传达了一条信息?

“一般来说:我不会谈论这些极端分子。但是年轻人们确实很担心。一位优秀的意大利科学家 – 我们在学院一起开会时做了一个很好的演讲,他是以这句话结尾的:“我不希望我昨天出生的孙女,三十年后生活在如此丑陋的世界里”。年轻人思考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欣赏他们勇于战斗。但是当意识形态或政治压力介入抗议活动被它们利用时,那就不对了。我的宗座劝诫将于 10 月 4 日圣弗朗西斯日发布,它是对巴黎协定所发生事件的回顾,巴黎协定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富有成效的一次会议。目前尚有一些尚未解决的事情,我们迫切需要解决它们。《Laudato si’》中增加了一些新信息,还有对当前情况的分析”。

Etienne Loraillère,KTO Tv:您想要在蒙古和世界各地建立一个主教会议。 十月大会已经是天主子民工作的成果,世界各地的受洗者怎能参与这个大会呢? 如何避免意识形态两极分化? 参与者是否能够公开发言并分享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以便您与他们同行? 还是说整个过程都会保密?

“你谈到如何避免意识形态压力。主教会议中没有空间给意识形态的,是以另一种方式举行的。主教会议是受洗者之间、教会成员之间、关于教会生活、与教友之间的对话。世界,关于影响当今人类的问题。但当一个人想到(编者按)走上一条意识形态道路时,主教会议就结束了。在主教会议中没有意识形态的地位,只有对话的空间,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以教会的教义为基础共同讨论。来吧。然后我想强调,主教会议不是我的发明:是圣保罗六世。当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结束时,他意识到在西方教会已经失去了主教会议的维度;而东方教会仍然保持。为此他创建了主教会议秘书处,在这六十年里,它以主教会议的方式推进了反思,不断进步,向前迈进。当圣保罗六世开创的主教会议五十周年的时候,我签署并发表了一份关于主教会议的内容和时事的文件。 现在主教会议日趋成熟了,因此我认为召开一次主教会议是非常好的,这不是一种趋势,它是一个古老的东西,东方教会一直都有它。 但如何以基督徒的身份生活,并且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不陷入意识形态。 大会进程:我们必须维护一件事,那就是主教会议的气氛。 这不是一个你可以谈论一切的电视节目。 不,主教会议有一个宗教时刻,一个宗教交流的时刻。 想象一下,在主教会议的介绍中,每人会讲话三到四分钟,三分钟(演讲,编者注),然后会有三到四分钟的祈祷。 然后再是三分钟的演讲,然后再祈祷。 没有这种祈祷精神,就没有主教团,没有祈祷,主教会议这就是政治,就变成了议会制, 可主教会议不是议会。 关于会议内容保密的问题:这里有一个由鲁菲尼博士领导的部门,他将发布有关会议进展的新闻。 在主教会议中,有必要维护宗教信仰神圣性并维护言论自由。 为此,将成立一个由鲁菲尼博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提供有关会议进展的信息”。

Antonio Pelayo,Vida Nueva报社:圣父,您刚才谈到了这次主教会议,我们都同意您的观点,即这次主教会议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 不幸的是,这也引起了天主教界的许多批评。 我想参考伯克主教出版的一本书的序言,他说主教会议是潘多拉的盒子,教会的所有灾难都将从这里而来。 您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怎么样? 您认为它会被现实克服还是会限制主教会议?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说过一次。几个月前,我给一位卡尔梅罗打电话。‘院长,修女们怎么样?’。那是一位非意大利卡尔梅罗人。女修道院院长回答了我,最后她对我说:“陛下,我们害怕主教会议。”“但是会发生什么呢? – 我开玩笑地说 – 难道你想派一位修女去参加主教会议吗?”“不,我们害怕我们的教义将会改变’。这就是你所说的: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进一步探究这些想法的根源,你会发现其根源是意识形态。总是,当在教会中时,他们想要脱离共同的道路上,而制造脱离的正是意识形态,他们这样或那样地指责教会,但他们从不指责真正的:原罪。他们从不说起原罪…..他们捍卫着一个虚假的教义,这是一种像蒸馏水一样的教义,它尝起来没什么味道,也不是信经中真正的天主教教义,而且经常令人愤慨的是,他们以上帝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圣母保存了她的童贞为丑闻, 这实在令人愤慨。”

辛迪·伍登 (Cindy Wooden),CNS:尊敬的教宗,早上好,我想了解一下法国同事关于主教会议的有关信息。 许多信徒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祈祷、参与讲道和聆听。 他们想知道主教会议期间发生了什么。 你谈到了你在宗教会议上的经历,会议期间一些与会人士曾说过“不要这样说”,“一个人不能这样说……”。 我们记者连大会和全体会议都没有机会参加,怎么能确定那些给我们的信息是真的呢? 是否有可能对记者更加开放一点?

“非常开放,亲爱的,非常开放!有一个由鲁菲尼博士主持的委员会,每天都会发布新闻,但我不知道怎样的方式算是更开放,我真不知道……这个委员会很好地尊重每个人的干预,尽量不说空话,而是准确地发布对教会有建设性作用的主教会议进展。如果你想要,或者有人想要这种消息:在主教会议中这个人和那个人过不去,这就变成了政治闲谈。委员会有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要反思当日的会议内容,传达教会的精神,而不是政治精神。主教会议不是议会,议会与主教会议不同,不要忘记,主教会议的主角是圣灵。如何传递圣灵?传递主教会议精神就是方法之一。”

文森佐·罗密欧,RAI TG 2:早上好,阁下。 您是郊区的教皇,而郊区,尤其是意大利的郊区,正处于巨大的痛苦之中。 我们经历过非常令人担忧的暴力事件、堕落事件……例如,那不勒斯附近一郊区牧师唐·帕特里塞洛甚至请人们离开这里,然后在巴勒莫……能做什么? 您曾经参观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衰败的郊区,所以您对此有经验。 甚至我们的总理也访问过这些郊区之一,引起了很多讨论。 教会和国家机构可以做些什么来克服这种堕落,确保郊区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你说的郊区是指的郊区的贫民窟:我们必须向前迈进,深入到里面工作,就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工作的神父们所做的那样:一支神父团队,以一名辅助主教为首,在那里工作。我们必须对此持开放态度,政府必须持开放态度,但不幸的是有些郊区的发展是悲剧性的。我回到一个正在被试图掩盖的丑闻郊区:罗兴亚人的郊区。罗兴亚人受苦,他们不是基督徒,而是穆斯林,他们受苦是因为他们皈依到郊区,然后被赶了出来。我们必须看到不同类型的郊区,郊区是最能真实看到人类存在的地方——(当然,编辑)我不想把糟糕时刻理想化——但在郊区你可以更好地感知人的存在。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现实可以从郊区更好地被理解,我们要跟郊区对话,政府要伸张真正的社会正义,要直面郊区的意识形态和其社会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是一些意识形导致了郊区的社会问题。 总而言之,郊区的世界并不容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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