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国内和国际挑战,亚洲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正在加强对国家的控制。 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小,而政党的权力越来越大,与莫斯科的战略关系也日益受到重视。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联席会议,即“两会”,经过八天的工作,于三月在北京闭幕,一如往常,其特点是形式上和谐一致,因为辩论总是已在别处,即在党内进行。
今年取消了传统的政府首脑新闻发布会,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言人娄勤俭表示,除非有特殊情况,未来几年也不会举行。 政府首脑新闻发布会这一做法是由李鹏(1988)最先提出的,直到2023年为止,它构成了与政府高层对话的难得机会,为理解或至少猜测中国的政策提供了一些空间,即使问题是已预先选择好的。
1998年,接替李鹏的朱镕基在谈到反腐败斗争时表示,“我准备了一百口棺材,其中九十九口是给失信官员的,一口是给自己的”。 2011年,温家宝宣称“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仅靠经济改革是不够的,而且可能会损害所取得的成果”。 这引发了怀疑或希望,而选哪一个取决于你的观点:众所周知,中国的政治改革意味着制度的更高效率,而西方则将其视为形式民主特征的引入。 2020年,李克强表示至少有6亿人每月仍靠1000元(140美元)生活,这被解读为对习近平政策的批评,因此被视为对其领导力的挑战。
在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上,没有什么新鲜事。 与去年一样,预计 2024 年 GDP 增长 5%(2023 年超过 5.2%)。 与预期相反,李强总理没有谈到刺激房地产业或刺激内需,而是提出要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纠正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实现目标创造1200万个就业岗位。 优先事项仍然是创新、技术自给自足、人工智能、电气自动化、氢能源、新材料、创新药物和航空。 同时生育政策将进一步加强(2023年人口连续第二年下降)。 最后,到 2023 年,军费开支将增长 7.2%,但仍比美国低三倍。
外交政策也没有什么新鲜事。 外交部长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了中国在全球南方和反对美国单极格局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团结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或其他国家的粘合剂并不是意识形态(例如,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中国)或集团主义,而是主权,主权是任何国家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繁荣的必要条件。
关于乌克兰战争,王毅重申需要在平衡、有效和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基础上达成妥协,尊重《联合国宪章》,符合中国于2023年2月提出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理拒绝的十二点纲领。
至于中东,王毅表示,应欢迎巴勒斯坦作为正式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目前,自2012年以来,它只是观察员),美国应停止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违反了国际法,国际社会不能再忽视该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也是文明的耻辱。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继续冲突和杀害平民是正当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巴勒斯坦国的诞生。
如果北京表现出自己是该地区的稳定力量(它支持利雅得和德黑兰恢复外交关系以及叙利亚重新融入阿拉伯联盟),那么它实际上将目光投向了整个南方世界,而这急需和平与发展。
王毅表示,自去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加州会晤以来,中美关系取得了一些进展。 然而,华盛顿仍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放弃了改变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幻想着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和平共处的原则是维持良好关系的基础,而冲突的后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致命的。 各国有不同的制度,但都是合法的。 中国希望进行对话和经济互动,而华盛顿则陷入冷战思维,通过七国集团或亚洲联盟(奥库斯和四方联盟)等封闭圈子运作。
关于欧盟,王毅强调,双方不存在战略冲突,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然而,布鲁塞尔应该本着合作的精神捍卫自己的利益。 事实上,欧盟视具体情况将中国视为伙伴、竞争对手或系统性对手,这是错误的。 当一个人到达交通灯时,不得同时打开绿色、黄色和红色:这会产生混乱和误解(就像布鲁塞尔对电动汽车的调查一样!)。
王毅表示,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在不结盟、不对抗、不侵犯第三方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战略关系范式。 在金砖国家崛起改变权力版图、反映新兴世界需求的背景下,两国在加强安全和多边合作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俄作为有着巨大共同利益的邻国,理应相互理解。 今天,俄罗斯天然气进入数百万中国家庭,中国汽车越来越多地在俄罗斯道路上行驶,这并非巧合。
在台湾问题上,王毅呼吁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尊重与北京有关系的1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并按照中美在1970年代签署的联合公报作为美中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 因此,那些支持台独的人是在挑战中国的主权,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外。 即使在南海,中国也捍卫自己的权利,并希望通过对话和妥协精神解决分歧。 对于中国来说,和平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选择,无论如何都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的。 事实上,一旦发生冲突,第一个受害者将是贸易,贸易与需求和投资一起仍然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而经济增长又是政治和军事增长的先决条件。
最后,3月11日,人民代表大会更新了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确定的党和国务院(这是中国政府的名称)之间的职权划分。 修正案以2883票代表、8票反对、9票弃权获得通过。 今后,21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的管理工作将由党负责,而不再由行政部门负责,行政部门只限于毫无保留地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领导,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政治决策,特别是秘书长的政治决定。
毫无疑问,实际上与过去相比变化甚微,但由于党始终处于决策过程的中心,该法律的目标似乎是别处,即阻止自治组织的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中心、思想潮流和实践可能会产生一些潜在的内部断裂。 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习近平不将自己局限于两项任务的战略决定有关(正如邓小平当时所建议的那样,这将导致他到处都是敌人)。 除此之外,还有与美国和欧洲的摩擦所产生的焦虑。 这种情况影响到总理李强,尽管他是政治局常委的成员,但中国体制的最终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但他的政治角色受到限制。 国务院现在变成了党的一个纯粹的执行机构,习近平再次表明他受到毛泽东(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党就是一切)的启发,而不是邓小平(他对制度抱有世俗的看法)。 这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