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与去价值观：欧洲左派的危机。

所有左翼代表人物，尤其是欧洲的左翼代表人物，都是十月革命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产物。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的短暂的 20 世纪正是在这种催化剂的推动下出现的，共产党往往是从社会主义政党中分裂出来的，从那时起，地缘政治世界就开始了，并且当时的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构成了一种恐惧，促使形成了各种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在历史层面上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实现反启蒙运动现代性的完全可行和有组织的替代品，事实上，法西斯主义也是人民阵线和抵抗力量形成的条件，而这些抵抗力量推动了战后欧洲宪政中的社会反法西斯运动。

在西欧，左翼从根本上来说意味着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后者正是由于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存在而在西欧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功，认识到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的成功，以至于西欧一些最重要的共产党派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成为社会民主和奉行实用主义的共产党，即欧洲共产主义，它是从智利空军在莫内达宫留下的废墟中诞生的，最后一位渴望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那次政变中丧生。

今天，贝林格尔在北约保护伞下感到安全、卡里略去了美国、让·保罗·萨特向弗兰茨·法农（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鼓舞人心的人物之一）写下了《地球上的不幸者》的序言，用阿尔及利亚问题改变了法国共产党。然而他们已离我们遥远。 当后共产主义左派还没有从齐普拉斯在希腊的经历中恢复过来时，他们无法屈服欧盟列强的手臂，最终将左翼联盟的领导权交到了一个支持代孕的自由派商人的手中，从而将左翼政党带向了奇怪的方向。乌克兰战争以及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决心通过种族清洗来结束巴勒斯坦问题，都将欧洲左派推向了一条不归路。 后共产主义左翼已经在意大利被排除在议会之外，很快在德国也可能如此，萨赫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的离开可能会将她的前党派左翼党排除在议会之外。 瓦根克内希特代表了一个奇怪的德国民族主义计划，它将捍卫与俄罗斯的利益关系与反移民言论、拒绝女权主义和捍卫 LGBTI 权利混为一谈，就好像它们是“纯粹的文化问题”，而使得工人阶级远离真正的社会问题。 在西班牙，苏马尔试图取代我们能党作为社会党左翼的一个空间，这标志着向德国绿党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并不是要对气候危机做出何等承诺，而是从其自身的参数出发已无害方式争夺政治空间。绿党不反对新自由主义、北约、包括移民政策在内的欧洲外交政策等主要路线，而且事实上，他们很多时候都将自己置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右翼。 在法国，能够将所有左翼组织聚龙在其领导之下的梅朗雄，其选举实力似乎并不容易被他的政党继承，而欧洲后共产主义左翼家族中其他政党的情况也是如此。继任者们并不优秀。 如果我们接受悲观主义，我们可以说，具有这些特征的左派的空间在欧洲已经所剩无几，这个世纪世界的转变，而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生成了如今我们所知的左派。 这可能会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欧洲，只会存在以佩德罗·桑切斯、意大利民主党或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进步主义。 尽管这些地区的选举更加健康，但很明显的是，欧洲大陆正在经历的右翼进程，以及欧洲中心和中东的战争动态，使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陷入困境。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极度虚弱以至于甚至极右翼开始捍卫（国家）工人权利和重启一些欧洲福利机构保护民生。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并没有提出太多新的内容，而且虽然有细微差别，但许多近年来一直在反思欧洲左翼问题和前景的人可能都会认同我之前说的观点。 然而，请允许我进行一个对我来说似乎更原创的思考。 在我看来，欧洲左派的根本问题与其说与环境地缘政治条件有关，不如说与它们作为意识形态力量的衰落有关。 左翼在这方面活力的缺乏与右翼作为一项文化项目的健康存在形成鲜明对比。

最近几天，我读了恩佐·特拉维索（Enzo Traverso）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待犹太问题的巨著，我被作者尖锐的讽刺所震惊，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傲慢，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民族主义是一个需要克服的十九世纪的古老产物。他们认为某种世界主义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应与资本主义的在全球发展中齐头并进。

欧洲左派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基于左派的愚蠢信念，即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会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从而对民族主义和对启蒙原则的偏离视而不见。 认为历史规律必然导致人类生活条件的改善，这纯粹是一个谎言。 相反，正如特隆蒂大师所教导的，只有政治作为旨在纠正历史本身的工具，才能使我们远离恐怖。 大屠杀不是历史偏差，而是其可能的结果之一，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气候崩溃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对人类来说是完全可行和可能的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在政治上对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相比几乎不值一提的现今，左派必须从这样的假设开始：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是意识形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加沙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以色列轰炸造成的可怕死亡人数，而在于对其的解释。 只要以色列有权自卫并应允许其杀害巴勒斯坦儿童以摧毁哈马斯的说法盛行，左派就无能为力。 在这一点上，社会民主派本质上说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应该少轰炸加沙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的。 相反，左派应该毫不含糊地解释，占领、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是冲突的罪魁祸首，捍卫民主就意味着捍卫巴勒斯坦事业。 只有将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斗争基本媒介的左派才有机会在当今世界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