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兼备东方和欧洲属性的俄罗 斯,长久以来被西方视为异类。 结果是催生了欧洲大西洋集团的竞 争对手,亚洲集团。
人们常说俄罗斯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国家,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这 个国家是“一个谜中包裹着一个谜”。 但这位英国政治家的这句话只有在 完整引用后才可以理解,他的结论是:“但也许有一把钥匙可以解开这 些迷。 这把钥匙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一个谜中包裹着一个 谜;但也许有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就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没错, 问题的中心点正是在这里,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发展成型的俄罗斯政 治精英眼中的国家利益。 事实上,正是在伊凡四世(雷帝)的统治 下,俄罗斯成为了一个基于意识形态的帝国,在 1240 年基辅罗斯崩溃 之后,虽然当时这个国家的文化和经济高度发达,但政治分裂,在这种 情况下由一只手牢牢统治是这个国家赖以生存而不可或缺的。 迄今为 止,无论其制度形式如何(沙皇、共产党总书记、总统),这种权力的 专制维度一直是俄罗斯的特征,而欧洲在近几个世纪却逐步经历了政治 自由化。
这些政治形态的差异在欧洲或西方通常被解释为是俄罗斯的异常。 然 而,只有当我们从西方的角度看待这个国家时,才会认为它是欧洲不成 功的一部分,才会认为它从未真正成为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还 有另一种可能更有成效的方法,即承认俄罗斯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特殊 性,这主要取决于其特殊的欧亚地理位置。 事实上,自中世纪以来, 俄罗斯与亚洲的关系比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更为密切和持久。 事实上, 蒙古人对俄罗斯的长期征服一直持续到1480年。在莫斯科的领导下独立 后,俄罗斯经历了非凡的地理扩张,不仅向西“收罗”了基辅罗斯的土 地,而且向东,占据了欧亚草原的很大一部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俄罗斯帝国实际上融合了拜占庭和蒙古帝国的遗产,在其扩张过程中吸 收了大量的“东方”民族和文化,其方式在许多方面与欧洲殖民帝国截然 不同。
这种欧亚维度并没有被俄罗斯尤其是彼得大帝统治下经历的欧洲化所抹 去。 该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形态仍然与欧洲有很大不同。 例如俄罗斯 在1861年之前实行农奴制,1917年之前实行独裁制度,即使之后经历了 漫长、悲惨而宏伟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是从欧洲起源的意识形 态),实际上进一步拉开了俄罗斯/苏联与欧洲/西方模式的距离。
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似乎让俄罗斯与西方再次靠近, 但事实证明这种前景是短暂的。 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经历了灾难性 的“西方”十年之后,俄罗斯实际上已再次开始走上自治的政治道路。 叶 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在这个方向上发挥着重要作 用,他是当代俄罗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支持建 立一个不以美国单极霸权为基础,但处于多极平衡状态的新国际秩序的 必要性。
这种多极愿景已成为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 其首要基石就是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的第一个重要 成果是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SCO)的诞生,该组织最初包括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随后巴基斯坦和印度 于2017年加入,伊朗于2023年加入。
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2003-2004年)和北约东扩(2004 年)之后,莫斯科对亚洲的定位得到了加强,其负面影响早在1998年就 被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清楚地预见到了。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 制政策。 2008 年欧盟东部伙伴关系的诞生,即波兰和瑞典针对后苏联 东欧和南高加索共和国发起的倡议,也被莫斯科视为北约继波罗的海三 国之后拉近与其他前苏联国家关系的新尝试。 与西方的这些扩张进程 相反,俄罗斯加强了向东方的转向,首先是2014年欧亚经济联盟(包括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成立, 以及从2015年启动的大欧亚大陆项目,使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和其 他亚洲国家的关系。 这一转折不仅是由于与西方日益严重的冲突所决 定的,而且还因为人们相信西方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心地位,因此在国际 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增长迅猛的亚洲国家建立特权关系更 为有利。
然而,在正在形成的新的多极秩序中,莫斯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相对于 北京更为复杂的困境之中。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与北京同盟非常有 用,但同时鉴于两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这种同盟又风险极大。中国 在经济和人口方面已完全确定主导地位,但两国地理位置如此接近,肯 定不会为俄罗斯带来积极的前景。 即使不与许多西方观察家一样对欧 亚一体化项目抱有偏见的敌意,我们也必须问,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 符合莫斯科的利益。 但同样合理的问题是,西方是否还应该短视地坚 持过去三十年来对俄罗斯的傲慢态度。 这种态度对俄罗斯最终转向东 方拥抱西方尤其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的中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